在巴达维亚的华人，都很清楚给荷兰人服苦役意味着什么。

    活五年就是大赚，三年算是命大。

    就算荷兰人说的是真的，不是说船跑到一半，直接把人往海里一扔好省钱，是真的准备运到那边，可也就是现在死、和三五年后死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巴达维亚的糖厂之前能赚钱的一个原因：敢闹事、敢要钱，就去巴达维亚举报没有居留证，抓去服苦役，保准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在糖厂干活。在糖厂，或者甘蔗园，虽然没有西瓜吃，但最起码偷着吃根甘蔗还是能吃的？

    大部分华人是能忍耐的，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是起义成瘾。

    但现在，是真活不下去了。

    大家互相接济，这几个带头的大哥还算有些产业，但又能撑多久？

    之前还打了来抓人的荷兰人，荷兰人岂能不报复？难不成到时候，把打人的兄弟交出去？交给荷兰人？

    出卖兄弟，那他们这几个做大哥的，以后还有谁信服？

    有利大哥拿，出事兄弟顶？这样的大哥是做不长久的。

    连怀观这时候有苦说不出，就算朝廷出面解决，那也是之后的事。但现在，还要解决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城外这些华人的吃饭问题。

    “这样，我把产业卖一卖，总还能维系一段时间。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谈谈，让他们和荷兰人谈谈，或是接济接济，出几个钱。”

    一说这话，黄班以及黄班手底下的一群汉子都笑了出来。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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