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