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因而如果宋朝的历代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连一向强势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与其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影响南宋思想的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赵昺知道这种国家体制类似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整体下，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重叠共识。

    从表面上看，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是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最好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机构来执掌。

    不过赵昺知道即便自己获得了杨太后的支持，但是处置吴家也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实等于在与整个士人集团对抗，从他们手中抢夺权力。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赵昺自来到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可以说就是杨太后了，十年间给了他跨越千年的母爱，并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可以说若是没有其也便没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权。同时其也是赵昺最为‘惧怕’的人，但绝非那种表面上的怕，而是从心眼儿里的怕，怕让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伤心、难过，怕自己让其失望。所以在杨太后表明其态度后，赵昺也终于松了口气。

    但是她却能在敌军的追击下不畏艰难，保护着两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过程可谓九死一生。而后岁月的艰难自不必说，不仅受尽磨难，杨太后还承受了亲子病死的惨痛，可其很快又立赵昺为帝，以延续国脉。而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母性的伟大，使她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如今当其发现吴家可能威胁到赵氏的利益后，也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了他的一边。

    因此赵昺觉得杨太后能很快相通这件事，不是其有汉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则也不会执意立吴曦为后，可其还是一位母亲，一个王朝的守护者。想当年杨太后在国亡的前一刻受命保护两位小皇子仓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宫多年的妃嫔，虽说不受宠，却也是锦衣玉食，哪里受过什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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