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地图上，往往会借助同一颜色标注不同的疆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赵昺到了这个时代才知道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将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区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混乱时期，屯政也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兵匪横行的地域……

    清朝将长城两侧的汉民苗民编入各自的军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使之成为寓兵于农，为国家屯田的佃户。汉地和苗疆之间的交易，也在少数边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而边卡的任何进出，都必须办理‘护照’，否则按偷越边境论处。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

    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在明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辖区行政干预，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同时，清廷还松弛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下，与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决，哪怕是命盗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宽容。

    雍正时，苗疆大员张广泗曾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特批生员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须注明新民籍，既与汉人考生区别，又方便录取时的照顾。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边界，包括黔东南和湘西在内的苗疆，成为西南地区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辖的生界。历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抚并举，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展开了征服。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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