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为危机，就是危险中蕴藏着机会。玉昔帖木儿出人意料的一搏，确是给赵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不想看到鱼死网破的结局，那么就必须用更为结实的网具。以江南欲伏的兵力，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而重新部署是需要时间的，只有从攻扬州大军中抽调兵力最为便捷和现实。

    当然从扬州抽调兵力也并非像赵昺所说的那么轻松，他们面对的同样是求生欲望强烈的敌人。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即便战胜其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而其要全力突围，也并一定能够将他们留下，那可能最后就是一锅夹生饭。

    赵昺在收复江南后，对人口进行统计造册。在现代社会科技手段的协助下，也无法精确的对人口进行统计，更不要说古代了，战争中的逃户，不服王法的蕃部和大户人家隐匿的人口都无法计算。根据各地报上来的鱼鳞册登记人口在三千余万，这也是向朝廷缴纳赋税和可以征调的人口基数。

    南迁之后宋朝的人口，后世推断最高峰有近六千万人口。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人口损失也十分严重，而蒙古南侵占据江南后，由于政策的改变，人口损失不大，但是大量降军被调离江南，又下令将江南工匠全部迁走，此后还屡次征发人口北迁，加上早些时候蒙元在川蜀地区的大屠杀，人口减少还是十分严重的。

    而继承其制度的明朝军户制度的崩坏，也是屯田军户不堪重负，频频发生逃亡导致的，使得将领们不得不靠豢养少数亲兵来维持战斗力，实际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以一比一百的比例也难以养活百万之军，正常的情况下比例还应该提高。

    赵昺估计蒙元的人口现在虽然在自己控制江南后已经大为减少，比例应该比之要降低，而他们不但要供养军队，还要向国家交税，负担更为沉重，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不得不抽调更多的人参与屯垦，后果就是战斗力的大幅度下降，士气低迷的原因。

    至于当下蒙元实施的军户制，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变，赵昺无法用后世的数字来做比较。但是后来的明朝基本照搬了蒙元的军户制。明初时，在大约六千万的人口基础上，军队总额达到了两百万。根据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诏令：“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说明两百万军队里，脱产士兵是六十万人，兵民比例其实为一比一百。

    相对应的，北宋的敌人如西夏三百多万人口，号称的五十万大军中，平时牧羊种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真正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充其量不过三四万，比例在一比三十五，这也是其无法长久支撑战争的缘由，一被逼急了便要求和称臣。

    至于以职业兵制和冗兵出名的本朝，军队总数峰期超过百万，学者普遍认为在一亿左右。而这一亿人养那一百万脱产军人是相当吃力的。近百万脱产军队导致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半数以上和财政收入的七成，可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少，不少士兵待遇极差，导致逃亡成风和军官吃空饷严重。这也是赵昺极力挣钱，却不敢盲目扩充军队的原因，深怕重蹈覆辙。

    所以在农业社会，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全民皆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古典军国时代的那种农闲训练，抽调服役的普遍征兵制，临时脱产的一线军人数量占人口比例，极限情况下也很难超过一比二十五。而至于完全脱产的职业兵制，以现代社会估算也就是一比一百的兵民比例已经是极限，而且国家负担很重，甚至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实施府兵制，总额六十万人的规模，兵民比例在一比二十五左右。但是大多数府兵平时以务农为主，农闲时集训，真正一线士兵不多。当进入盛唐时代后，有九百一十万户，算上隐户实际人口更多，可当时唐朝的总兵力仅为五十七万，兵民比维持在一比七十五左右。

    再说说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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