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扬文抑武，还是同僚相妒，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根源还是老板要靠谱。比如神宗朝的王韶、哲宗朝的章楶皆是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才得以一展才华，并得以善终。刘志学追随小皇帝多年，坚信小皇帝不会做出卸磨杀驴的事情，况且当前还需要驴拉磨的时候。

    但是刘志学对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还是心存警惕，尽管这几年在小皇帝的打压下他们有所收敛，可他也明白事实上文武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只是更为隐晦，也缺乏适当的时机。一旦有了借口，平时那些人便会跳出来群而攻之，他们奈何不了小皇帝，却可以拿自己的过失开刀。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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