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结果朱熹被弹劾挂冠，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曾经很嚣张的他就这样灰溜溜的被挑下马来。引发此案的就是因为朱熹炮制了‘严蕊案’，欲借此打击政治对手，结果反被其他人抓住其短处干翻在地，又踏上无数只脚，直到死后才得以‘平反’。

    当年大儒朱熹不也在被人翻出曾诱奸尼姑及儿媳至孕的臭事遭到群臣弹劾，尽管也有人说这是编排其的不是，是对其的诬陷和迫害。但就是这件有争议的事件，还是导致朱熹被迫上表请罪，斯文扫地。进而引发御史弹劾，罗列出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十大罪状，要将其斩首，稍后又再度升级演变成了庆元党案。

    这些对于长期与蒙元对黑的事务局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无中生有、夸大其词、鸡蛋里挑骨头都是拿手好戏。而赵昺并不想拿这些东西对其要挟，而是要动用各种手段将其‘恶行’公之于众，曝光于朝野的目光之下，将其搞臭。名流既然称为‘名’，自然是最重名声，一旦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和黑历史被扒出来，名声定然就臭了，想想一个臭了大街的人再说什么，谁还会信，只怕连从前所言也会被视为假话了。

    赵昺想的明白，你们可以黑朕，自己当然也能黑你。而他也清楚这些所谓的名流并非是外在表现的那么清高、雅致，私生活同样奢靡不堪，只要仔细调查定然能抓住他们的短脚，即便查不到也自然有人会给你编造出一套完美的‘履历’，还让其有口难辩。

    赵昺接着又手书两封密信，命王德封好并在誊录的名单中勾选了数人一同速送临安事务局，令对这些人进行秘密调查。不仅对他们的公开言论和行为进行监视，还要对其私生活展开调查，甚至要对其出身祖宗三代也要查明。

    对于破坏自己大计者，赵昺自然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也清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北伐，而不是将精力用在内耗上。可要是就此放过这些人，他又觉心有不甘，沉思片刻计上心来。立刻令马端临将所有上书者的名字誊录下来，要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他，弄得其是忐忑不安。

    赵昺读罢都被气笑了，寿州事件即便放在现代也不过是场误伤事件，况且在战争中凡是拿起武器的人都可被视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至于造成百姓大批伤亡，主要还是由于蒙元守军封闭了城门，断绝了逃生的途径。刘志学在整个事件中至多也只能承担战术布置不当、考虑不全面的责任，清流们喊打喊杀无外乎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击武人，并挑拨与武人集团的关系。

    在如雪的上书中，那些人将刘志学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进而要求赵昺对其严惩，好像他若是不如此便是纵容，便是一个暴君。同时又是长篇累牍的劝说赵昺要做一个仁君，要从善如流勿要学习桀纣一意孤行，为世人唾弃。

    对于以民意胁迫自己的行为，赵昺十分厌恶，也并没有动摇他北伐的决心。而恰在此时发生了寿州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于是又成了清流们攻讦的理由，却恰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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