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发泄了一通后，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让内侍们将大殿收拾干净。而缺钱的现实问题依然困扰着他，想到钱，他不禁又是苦笑，自己何曾有过钱呢？

    当初在继位后，返回大都中书省就告急说“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也就是说，自己啥还都没干，朝廷就已经入不敷出，欠下了一个大窟窿。

    “平章，左相，你们以为如何？”真金再次看向李谦和安童问道。

    “大汗，如今之计只能再加印宝钞，提高些盐税来筹措军饷了！”果然不出李谦所想，桑哥再次祭出了这个百试不爽的大招。

    真金上位后，李谦等汉臣原本指望这位实施汉法最大的受益者能够改变当前的窘境，但是生不逢时，南朝频繁的侵扰，加上汉法派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财政窘迫的境况，使得其政策也是变幻不定，难以有所作为。而今南朝全面北侵，令已经陷入绝境的财政难以承受。

    忽必烈对蒙古贵族们的纵容远胜前朝，大量仆从金银被赏赐出去，放任土地兼并，又没有公田作为支撑国家财政的基础，直接导致收税更加困难。如此所为的‘轻赋’只是一个泡影，国家根本无法用正常手段收上税赋来，朝廷只能提高盐税、酒税，来获得税收。靠疯狂印钞，频繁变更钞法度日，依靠通货膨胀无序地掠夺民间财富。

    另外就是经济政策的失误。忽必烈灭宋后，得到了大批公田，为了维系众多蒙古贵族和汉族世侯们的忠诚，他把公田没收，直接赐给了众多蒙古贵族。但是人的贪欲是越来越大的，蒙古贵族的胃口是无限的，想要用土地填满他们的胃口，就如同抱薪救火一般，只会导致他们设法夺取更多的土地。

    此外忽必烈遵从汉法改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并让真金接受儒学教育。这虽然保持了本系可以占据汗位，却也剥夺了其他族系的继承权，导致宗王叛乱不止，又不得不借助留在草原宗王们的力量镇压。如此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导致权力混乱，本族内部不稳。

    由于观点的不同，两派党争不断，且日渐激烈，终导致理财派的宰相阿合马被杀。这样的党争，最后把朝廷演化为一个混乱的组织，官员之间内斗不止，并导致腐败丛生。而忽必烈虽有过对贪污的惩治，但到后来基本是放任，认为官员贪污天经地义，只是把国家当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器皿。官员们也大多如，此肆意索取而不治理。

    忽必烈继位后重用汉臣学习汉法，但虎头蛇尾，造成了国制上的致命伤。依然习惯于自己挑选官员而非通过科举海选考核，并造成了以色目人与汉族商人地主及蒙古人结成理财集团，他们中出了不少擅于抓钱的能力，掌控着国家的财政；汉人儒生和一些金国世袭贵族及很多汉族豪杰的汉法派，他们致力于让元朝儒化，至少也要汉化。

    由于大量蒙古人破产，沦落到出卖妻儿子女、田地的地步，最后不得不由朝廷出面来赎回普通破产蒙古人的妻儿子女、田地。而朝廷混乱的财政状况就算皇帝批准了，现实的财务状况也不可能落实。最后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被贩卖到江南、波斯、高丽、日本、爪哇等地区为奴，以致大量的蒙古人也参与到反叛行列中。

    在整个国家多为蒙古人担任官职，并在司法及商业等诸多方面享有特权。然而本身的旧制使得征服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只能惠及到特权阶级，作为普通人其实是十分悲惨的，有些人甚至过的不如被统治民族。普通蒙古人获得财物只能通过战争的抢掠，而抢掠的很大一部分要上交给自己的部族酋长，但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抢掠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在长期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大量普通蒙古人的破产。

    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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