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前世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为此自己被困在那艘船上好几年。不过那会儿还是基于个人的私利，即便如此也让他明白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而穿越到宋末之时，更让他明白没钱的痛苦，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几百人，直至当前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半壁江山，缺钱几乎伴随始终。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三国演义》当作宝典，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而皇太极更是将《三国演义》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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