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在世人眼中，两人自然属于“同党”。     郭松态度很诚恳，卢植虽然有门第之见，却也不是那么顽固迂腐，便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上来，我便应约。”     “请问。”     “何谓‘与士大夫共天下’？”     这句话是皇帝的圣旨里明确批评的！可对于士大夫而言，这句话正是他们所期盼的政治格局。卢植之所以屈尊降贵登门造访，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一开始自报家门的时候，表示彼此是同门，拉近关系，也是希望郭松能够说出点有用的东西。     郭松道：“天下之事咸决于圣上，天下之政皆出于士大夫。”     卢植浸淫官场数十年，且长时间在权力核心参与决策，立刻就听懂了这句话的内涵。不由得抚掌大笑，方才的愤懑与歧视一扫而空，高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贤侄真瑚琏之器也。”     郭松也抓住机会，拉进两人的关系，侧身作揖道：“师叔请。”     卢植不再拒绝，大踏步往屋里走，“师侄请。”     王壮上了一壶茶，便退出了。郭松卢植二人谈天说地，议论经典，分析政局，不觉间万籁俱寂，已经是三更天。     卢植意犹未尽，道：“贤侄之才，只在乡野教书，实在可惜。”     郭松淡然道：“郑康成师叔也在家中讲学，倒也是个好榜样。”     卢植脸色微变，他与郑玄是师兄弟，同为马融门生。但郑玄无论是名望还是学识，都要胜过他一筹。郑玄所注释的经书被封为经典，成为权威，这对于同样志在经学的卢植来说，是极大的威胁与阻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书的“注释权”就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不管是要改革创新，还是要因循守旧，都需要从经书中找来源，找根据，然后通过自己的注释，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增加权威性与可执行性。     郭松注意到他的脸色，心里了然。     自董仲舒对儒家经典重新注释，成为统治思想开始，直到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为止，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儒家弟子为了注释权可是血雨腥风，人头遍地。     对汉末人士而言，距离最近，影响力最大的一次注释权事件，便是王莽“托古改制”，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对国家政策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西方，则有对圣经的解释权争夺。几千年的中世纪结束之后，马丁路德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发动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开启了“新教”的滥觞。     郭松还记得，自己的马哲课老师，便是理论研究员。放在汉代，就是“博士”，干的就是注释经典的活，为国家政改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呢，汉末的注释权之争，已经基本尘埃落定。郑玄可以说是一骑绝尘，放眼天下，能够提出挑战的人都没有！天下儒生，天然的比他低一档次，都要对他“马首是瞻”。     卢植、蔡邕这种级别的大儒，虽然不服气，也想了很多办法，注释了很多经典，但影响力完全是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所以蔡邕另辟蹊径，提出了“熹平石经”的计划，将经书的“标准本”掌握在自己手中。     问题是，“熹平石经”这档子事，卢植也没赶上。     他写了上表，毛遂自荐也没用。蔡邕的才气足够一己之力完成这件工作，将标准本掌握在手中，还创立“飞白体”，正式开启中国的“书法”历史。     “注释权”、“标准本”，这是经书的最大的两项权力，卢植都没捞到，他心里不忿，也是自然的。闷声不响道：“郑康成乃‘天下所宗’，如何能比得上？”     郑玄让儒学进入了“小统一时代”，注疏万言，弟子数千，郭松一个启蒙课教师，肯定是没法比的。     郭松笑吟吟的说：“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卢植叹息道：“你我虽相谈甚欢，但都无根无据，多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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