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陈矩问起了《浣纱记》的由来，朱后山向他讲解，说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兴亡故事。     陈矩听到“兴亡”二字，不免感慨。     大明自嘉靖开始，社会危机四伏，险象丛生，有由盛转衰的迹象。在南方的沿海有倭寇的骚扰，嘉靖三十二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江苏、浙江尤遭焚掠。嘉靖二十九年北方鞑靼入侵，多次逼临北京城下，纵兵烧掠；内部宦官与阁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至极。勋戚豪强进行大量土地兼并，赋役奇重，民不聊生。虽有于隆庆元年入阁、万历元年任首辅的张居正竭力挽救，但改革的猛药也不过维持了十年左右，它的痼疾就恶化得不可收拾了，就连张居正自己也在死后被抄了家。     而梁辰鱼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仿佛听见了时代的丧钟，故而毅然敲起了警钟，写出了《浣纱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当然梁辰鱼自己也完全清楚这是一部感时伤世之作。古往今来，因言获罪的人脑袋串在一起都可以把大明的国境圈起来，为避免当政者的猜疑，他在全剧的结尾处特别为自己洗刷嫌疑：“尽道梁郎见识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     《浣纱记》想告诉人们，在人治的环境下，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人物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国君，兴与衰要看他是昏君还是明主。他可以是昏庸、残暴，也可以是聪睿、开明。他们的善与恶、明与暗，不仅显现为国家兴废之因，而且往往成为王朝命运的吉凶征兆。《浣纱记》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君形象——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在两个榜样的正反辉映中来显示历史的教训。     陈矩问朱后山：“古语：‘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你觉得从世宗到如今，连着三位皇帝，他们都是明君吗？”     “呃……”朱后山顿时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扑簌簌出了一阵冷汗，他身为锦衣卫千户，专门替皇帝工作，哪里敢说半句坏话，于是反问：“陈公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陈矩笑笑道：“咱家也就是随口说说，你不必回答，答案放在心里就好。”     今天戏的最后一出是泛湖，范蠡与西施完成灭吴大计，携手归隐。     看到结尾，陈矩命人拿银子打赏了戏班，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他回头又问朱后山：“你觉得美人是祸水吗？”     本以为对方会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但没想到朱后山不假思索地回答：“美人当然是祸水了。”陈矩先是一愣，而后哑然失笑道：“咱家算是问错人了——这会儿时辰不早了，咱家明天回宫里，今日就不留山爷用晚膳了。总之山爷切记凡是不忘权衡，懂得轻重缓急呀。”     朱后山道：“陈公公的话，我牢记在心里了。”     陈矩欣慰道：“如此，咱家便放心了。”     朱后山和李密向陈矩告辞，正准备走的时候，却被戏班里人的谈话吸引了注意力。     那个扮演勾践的生角一边卸妆一边问那演西施的旦角：“你姐姐可说过几时回来？”那旦角答道：“不知道呢，她也没说具体多久。”     李密出于职业习惯，走过去问：“怎么，你们戏班少人？”     生角走过来自我介绍道：“不才裴少亭，是本戏班的班主，这唱旦角的是我小徒弟寇小雯，还未出师，是临时顶替的，功夫不到学艺不高，还望两位大人原宥。”     “其实唱得挺不错的，”李密客套了一句又问：“裴班主，你说她是顶替的，顶替的是谁？”     裴少亭道：“顶替的是她姐姐寇小罗。小罗前些日子说有事暂离了戏班，现在还没回来。”     李密顺口问道：“那她有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裴少亭答：“也没具体说是什么事情。但在申府唱戏的时候，王阁老家的小公子王初鸣曾经受邀来听过戏，和小罗相处得不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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