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红记》的作者孟称舜，字子君，又字子适，或作子塞。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说。他的戏剧创作活动主要在明末天启c崇祯年间。除《娇红记》外，他还撰有《贞文记》c《二胥记》两种传奇和《人面桃花》等六种杂剧。他所编的《古今名剧合选》收入元明两代的杂剧五十六种，对元明杂剧的整理刊布作了有益的工作。

    《娇红记》所写的王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曾被编写成小说和杂剧。显然，孟称舜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娇红记》，并加以丰富和发展的。

    《娇红记》所表现的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元明间的戏曲中曾被反复表现过。但是，《娇红记》没有停留在它以前的爱情作品已达到的高度，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的光辉。

    娇娘是作者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她的性格特征，首先表现在她不同于那些在封建礼教重压下逆来顺受的软弱少女，而是竭力思考婚姻恋爱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恋爱观。她清醒地看到封建婚姻给广大青年造成的痛苦：“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因而决不愿再蹈“古来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郁郁而终”和覆辙，主动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她强调“择”应是“自择”。她对“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赞佩，认为“人生大幸，无过于斯”。娇娘还进一步提出了选择爱人的标准。她蔑视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c轻薄无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够和她“死共穴c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认为能和这样的爱人结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这一“同心子”的婚姻标准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它把《西厢记》提出的，为以后许多爱情作品承袭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实质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带有较浓厚的现代的色彩。娇娘的进步恋爱观的出现，提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进一步觉醒，表明她们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希望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这一民主要求的增强。

    然而，娇娘的爱情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规定了娇娘的悲剧命运。但是，真正成功的悲剧人物，决不是匍匐在恶势力脚下的羔羊，正是在和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们的性格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娇娘经过私利的试探c考验，经历了种种误会和猜疑之后，终于和申纯从形体的倾慕进而到心灵的共鸣，她认定申纯是能和她白头相守的“同心子”，就毅然“全不顾礼法相差”，勇敢地和申纯结合。这与帅公子空虚的灵魂，卑下的品格，和只为满足兽欲而毫无爱情可言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娇娘的情人，申纯的形象也是很可爱的。他对爱情执着，不性困难和曲折。然而，申纯形象的主要特征，乃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明确地把婚姻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他说：“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他后来被迫应考，也只是把科举作为获得爱情的手段。因而，当他和娇娘的爱情受到摧残时，他毅然抛弃科举及第的“光辉”前程，和娇娘双双殉情。这种轻功名c重爱情的叛逆思想，和娇娘叛逆礼教的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不愧是娇娘的“同心子”。《娇红记》之前的爱情作品，例如《西厢记》c《牡丹亭》，他们的主人公虽也在婚姻上背叛礼教，但对功名，则大都采取热衷的态度。而申纯在这点上，认识却能高于他们。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觉醒。通过申纯这一形象，我们已可隐约窥见《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雏形。

    娇娘和申纯形象的出现，是明代后期封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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