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诸葛制的墨玉节杆紫毫笔在碧云龙尾砚里缓缓濡着墨,名可秀的声音慢慢道：“蒙养是养学童的良知良能，孟子的性善论更合宜。”

    “哦！合宜,合宜。”

    “怎么？你有意见？”名可秀似笑非笑睇过去。

    “没有,没有。”卫希颜波浪鼓般摇头，心想：不论古今，这真理都有让步于政治的时候。

    她手指翻动着书页，若有所思想了会，倏然明瞭道：“你说的蒙养良知是其一,其二是想借此增加孟子学说的影响力罢？”

    在儒家圣殿里，孟子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子荀子合传，《汉书》也将《孟子》置于诸子略，由此可见,汉代儒者只是将孟子看作有影响的大儒，视《孟子》为子书，绝非用圣人圣典的眼光去仰视孟子其人其书。从唐代韩愈起方崇仰孟子，在《原道》文中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嫡传，抬高了孟子的地位。至宋代，以王安石为首的大儒发起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被列入科考，继而孟子配享孔庙，其后，《孟子》从“子书”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宗孟之风劲吹，抬高孟子地位成为大宋儒林的主调，但仍有不少儒者发出对孟子或疑或非或贬的言论，形成“宗孟”与“非孟”的对立。此时，距《孟子》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和《论语》《大学》《中庸》平起平坐还有五十年；距孟子成为“亚圣公”还有两百年时光。

    《孟子》有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卫希颜对此拍案：对君臣纲常的诠释还有比《孟子》更酣畅淋漓的吗？

    据说朱元璋这泥腿子皇帝读到《孟子》这里时悖然大怒，愤而将之废出科举，真可谓“翻身农奴把歌唱”，却浑不记得“昔年亦曾身为奴”了。

    由此看来，老赵家的诚然缺了几分武功，但论文治的胸襟却比老朱家的阔达，至于老爱家的就不必提了——君视臣为奴才那叫朕器重你。

    大宋文官宗孟宗的是“民为贵，君轻之，社稷为重”，名可秀借士大夫宗孟之力在官学确立了《孟子》仅在《论语》之后，高于五经，哦不，是四经，《春秋》被王安石剥出了官学科目。

    被明清奉为圭臬的四书中，《大学》《中庸》还没有成为宋代科考的科目。名可秀持政后，将《礼记》列入官学教目，但不入科考，说：“曾子《大学》c子思《中庸》，是儒家明德修身至善之道，宜读宜习宜修，却不宜考，否则久之必陷于功利而轻于修心。”

    又说：“治政为策，处世为心。观百家之书，无非治策和修心两要。科考当考策，处世当修心。”

    卫希颜理解她的意思是科举考的是治国处政之道，治德不是做几篇文章考出来的，她心想：明清的八股文，可不正是考出来的道德文章么？

    卫希颜又想起中庸之道，这个中庸思想对后世中国人可谓影响深远，可以说成了国人浸到骨子里的一种性格。

    名可秀对《中庸》持正反两种态度，既说中庸是儒道之至矣，是化易经之髓为人世修身之本，但她又说：“中庸之道鲜有人能悟其真义，失之真义反而裹足不前，过于保全自身而失其勇义。”

    她道：“《中庸》言‘国有道则兴言出世，无道则缄默容身’，吾不取也！”

    以名可秀的理念来讲，信奉的是天下兴亡c匹夫有责，敬仰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无畏，推崇的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不是中庸的明哲保身，君子素其位而行c不想本分外之事。

    “圣人真义难以领悟，尤其至道之本，能传大义者有几人？一代愚一代，久之谬解便成真义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说的是守中道而保身，观张邦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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