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案《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c国c县c道c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c长c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作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案《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儿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人，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人，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

    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明c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c“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c《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游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气习，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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