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便是:“这时候,中国的政府,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曹魏c司马晋,其初都是军阀,不必论了。晋武平吴之后,便撤废州郡兵备,原也有意于偃武修文;无如一方面又想行“封建制度”,诸王都给以兵权,就酿成了“八王之乱”。于是“中央政府解纽”,各地方的权力自然扩张起来。这时候,北方五胡的势力日盛,解纽之后的地方政府,无论怎样抵敌不住他。所以虽然有刘琨c王浚等几个想竭力支持的人,也是终于灭亡。至于南方,究竟离五胡的势力稍远,长江一带还能自保,就成了东晋和宋c齐c梁c陈五朝汉族逃难的地方。却是南方的形势,从长江下流,要想渡江而南,是很难的(长江下流的津要,是采石和京口两处,以当时军事上的形势论,北军很难飞渡,所以有“长江天堑”的话)。而荆c襄一方面,受北方的压迫较重;荆c襄设或不保,从上游顺流而下,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所以自来立国南方的,没有不以荆c襄为命脉。三国吴要力争荆州,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之故,晋室东渡以后,荆c襄方面不得不屯驻重兵,以御北方(当时荆州的形势,在事实上总较扬州为强)。晋室东渡以后,所以能立国,固然靠此;而中央政府常受荆州方面的压迫,也是为此。在刘裕灭掉桓玄以前,这种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刘裕以一个武人,而尽灭掉其余的武人。论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大振;然而当时虽把功臣宿将除尽,而因防御北方的原故,外兵仍不得不重。于是芟除功臣宿将的结果,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以致对外不竞;而国内则外兵既重,中央政府,仍不免受其压迫,齐c梁c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还有许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所以从董卓入据洛阳以后,到隋朝统一天下以前,“汉族四百年的政府,可以说全是给军阀盘据”。一年至五年。读史的人,总说外兵不重,不能抵御异族的;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镇,就有辽c金c元之祸。这种观察,是全然误谬的。宋朝的灭亡是另有原因,和去藩镇全无干涉;而且契丹的侵入,不是藩镇引他进来的么?这个且待将来再论。即以东晋论,当时荆州的兵力,似乎替国家捍御一点外患;然而若不是荆c扬二州,互相猜疑,东晋恢复北方的机会就很多;桓温没有下流的掣肘,刘裕没有内顾之忧,恢复北方的事业,都未尝不可以成功。所以内外乖离,最是立国的大忌,所以军阀的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个并不是说要去兵;正因为有了骄横的军阀,往往只能对内,并不能对外;到国内乖离之后,就是把别国人引进来,都是在所不恤的。这个是历朝的史事,都是如此,略为留心一点,便可以看得出。以上是就对外一方面论。就对内一方面论,军阀政府的罪恶就更大。因为军阀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为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点好政治来,而且本有的好政治,还要给他败坏。把下文所讲魏晋以后的政治制度和两汉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了。还有一种昏淫的君主,也是军阀政府所独有的,崇尚文治的皇室很少。我如今且举个齐东昏侯做个例。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阉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县幔为高障,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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