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军的骄横，

    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的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c“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

    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开宝太祖年号九六八年至九七五年三七八○○○人

    至道太宗年号九九五年至九九七年六六六○○○人

    天禧真宗年号一○一七年至一○二二年九一二○○○人

    庆历仁宗年号一○四一年至一○四八年一二五九○○○人

    治平英宗年号一○六四年至一○六七年一一六二○○○人

    （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c蜀c江南c荆南c湖南c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c丁谓c王旦c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饮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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