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选举制度，当宋朝时候，也起了一次大变迁。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摧破贵族阶级之功，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了。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个显而易见的毛病，便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简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无用之学”。唐朝的科举，得人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所以所谓无用之学，就是“诗赋”和“帖经墨义”。“经”是从前的人，不承认他是无用的。以为治经而无用，只是治经的法子不好罢了。至于诗赋的无用，却是无人能替他辩护。所以当时改革的法子，便是废掉诗赋，对于经，则改变其治法。这种主义，实行的便是王荆公。

    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那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

    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土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要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运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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