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民国春秋》)便对“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但有希望决不放弃和平”(见《浴血淞沪》)有所发展,到了五届二中全会,“对于他的‘最后关头’说的解释,有下比较明确的确定。他说:‘中央对外交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能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若有人強迫我们签订承认滿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见《蒋介石生平》)以上从蒋汪矛盾上升到客观上摆脫汪的阻力及蒋本人思想反复与日本向军国主义发展均是“天使斯人弭杀机”与“物极必反”交织,最终归于“旭初升,人初哭”来最后解决,因此“卢沟桥事件”冲到他与桂系达成的“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底线,才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而使中国正式走上复兴,世界结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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