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四十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仅剩三千余人徐向前c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甚至《国共秘事》这样评说：“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两块，红军历史上出现了几乎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看来均为打通苏联另建根据地不重视秦州。

    “东征”和“西路军”的不幸史实说明：即使被历史选中的人和党，在决定策略和大政策时，一定要弄明历史发展的方向，顺方向者昌，错方向者即便不行。总的看来，毛泽东还是把握好了“称王只合在秦州”的大方向的。除亲赴东征，而在中央军在有限度地入晋后，能及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又西渡黄河，坚持在“秦州”发展壮大，连蒋介石请他去重庆做官都不去，还把官薪捐献抗战。不只利用抗日战争的平台使党和军队发展到与国民党能抗衡，还得美国外交人士亲近赞赏。以至美国“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见《蒋介石》）；“1938年4月，卫立煌接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三天。毛泽东亲设午晏。席间，毛泽东破例饮酒，两人留下八张合影”。（见《辽沈战役最大卧底c五虎上将卫立煌亲共之谜》）这些都为“小小天罡，垂拱而治”实现的特定因素。总观毛泽东“建国有功”，而到“秦州”和在“秦州”所作的贡献，任何时候及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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