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干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么能这样办事啊？”翁记有些气愤地说。

    我说：“不管派出所怎么弄，克思曼先生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县公安局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

    “这个文局长是不是现在你们县公安局的那个文局长啊？”翁记问。

    我说：“是的，是公安局局长文胜天同志。文局长向二任县委记报告说，人在城关镇派出所，请二任县委记去接人。”

    我说：“接到文局长的电话后，二任县委记想，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

    “二任县委记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翁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记问。

    我说：“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确很不像话。当时的情况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说良心话，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翁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记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他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说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

    我说：“二任县委记很细心，还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克思曼先生检查身体，上药敷药。但克思曼先生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他们苦苦挽留未果。”

    “这么说，这件事就这么黄了？”翁记问。

    我说：“是的，是黄了。强扭的瓜不甜啊，他们只好请克思曼先生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

    我说：“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了？”翁记问。

    我说：“是。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些情面。克思曼先生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他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机场。”

    我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腔热情，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遗憾，带着抹不掉的记忆，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离开了中国。”

    我说：“二任县委记说，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体痛，心里更痛。飞机从二任县委记的头上呼啸而过，他眼望长空，极度失望，极度伤痛，极度愤怒。”

    “二任县委记做了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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