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县委能自行处理此事。”我说。

    “我曾经跟董记探讨过这件事，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该县里管的干部，譬如说柳顺平，转回来处理还情有可原。市里管的干部，譬如说，你们三名县领导，怎么又转回来了呢？县里怎么有权处理市管干部的事呢？市里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我说。

    “董记跟我解释说，他认真想了一下。一来市纪委确实太忙了，二来他们确实认为这件事太小了，捻不上筷子，让县里自我消化也没什么不妥。”我说。

    “不瞒你说，董记认为，自家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要么不请，要请就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能用公款支付呢？董记觉得，这有点不像话，说出去也有点丢人。”我说。

    “董记是真这么认为的吗？”

    “董记的手机号没有变，你若不信，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啊。”我说。

    “我不问了，我就相信董记是这么认为的。”赵记说。

    “董记还是很理性的，他说，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支付的，不是你们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你们三个人。”我说。

    “董记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赵记说。

    “对于怎么处理这件事，董记思前想后，考虑到你们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他亲自去办了。董记很担心把跟你们三人的关系搞僵，为了减少工作阻力，他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我说。

    “你可能知道，董记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他得串门了。晚上，他主动到了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才‘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马志的意见。”我说。

    “马志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董记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董记，大概是想看董记耍什么把戏。”我说。

    “在确信董记一脸的真诚后，马志说：‘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马志的做法让董记有些感动，董记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你、跟孙主任说一下，都参照马志的办法办。”我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董记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董记很快来你家，当时，你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董记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说。

    “董记跟你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然后，才很谨慎地、小声地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我说。

    “你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董记自然没说什么。”我说。

    “你是当事人，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问。

    “对啊，董记的确到我们家来过，我的确是这么跟他说的。”赵记说。

    “从你家出来，董记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他试着跟孙主任家打了电话，孙主任没睡，董记就到了孙主任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孙主任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了一番话。”我说。

    “孙主任说了什么啊？”赵记问。

    “孙主任说：‘我在红庙乡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记，又当了月光县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几个雇工有什么不对？”我说。

    “孙主任情绪激动地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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