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不知不觉杨树上的茫子露出了紫红的脑袋，不久就像一条条彩带一样在树上飘飘荡荡了。

    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见爸爸妈妈在院子里说话，听那语气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赶紧穿衣起来一看，院子里摆放着一堆奇怪的东西：一个镂地的耙子，一个播种的耩子，一个打麦子用的叉子，还有一个盛粮食种子的小瓦缸。父亲说：生产队里的东西一会儿的功夫就抓阄分完了，生产队解散了，生产责任制了，土地承包到户了。

    这天杜家庄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去上学。他们被大人从床上揪起来，换上干净衣服，拿肥皂把小手搓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被领着去村委大院里抓阄。

    分地了！

    孩子们欢天喜地，像过节似的，大人们却紧张得心提到嗓子眼。抓到手里的小纸片，也就是孩子的手气，将决定着这个家庭的收成，决定着这个家庭的前途命运。

    弟弟抓了一级地和二级地，我抓了三级地。

    母亲把我们抓到的小纸片紧紧地攥在手里，就像攥着命根子，这是自己的土地啊！攥着它们就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尽情地播撒，播撒无尽的希望。

    分完地父亲就去山后的煤矿上做装卸工了，妈妈从天明到天黑地泡在地里，。晚上我和弟弟坐在屋门口的台阶上，盼星星盼月亮，困得一磕头一磕头的时候，才好容易看到爸爸妈妈的影子。

    妈妈肩膀上的衣服被担子磨破了，脸又瘦又黑。爸爸做了一天的苦力，还要往返四十多里的山路，他坐在凳子上一点力气和精神也没有了。

    奶奶去世后，没人照看弟弟了，妈妈只好带他下地。刚开始他还觉得很新奇，他从地这头滚到那头，又从那头滚到这头。然后掀石头，掏堰洞，一会儿被蝎子蛰了，一会儿又被虫子咬了。有一次他半天没出声，妈妈过去看时，他正蹲在地上和一盘吐着芯子的蛇玩。妈妈吓出了一身冷汗。

    等把所有能玩的都玩遍了，弟弟就受不了山坡里的风吹日晒和寂寞以及没白没黑的连轴转了。妈妈再带他下地时，他就像赴刑场一样满院子逃，追不上他。

    他拽住我的手不放，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妈妈一着急一上火就对我说：“你别上学了，在家里带弟弟。人家xxx不上学，不是一样。”

    我一听就哭了，“我跟她不一样，我不能不上学。”

    “你怎么就特殊了，非要上学，那弟弟怎么办？我不干活了？我们吃什么”

    张强背着书包走进来，对我母亲说：“婶子，要不然让杜玉带着弟弟去上学吧。”这个提议让我泪眼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能行吗？”我问。

    “这怎么行呢？老师怎么会同意呢？”母亲说。

    “试试看吧。”张强说。

    弟弟早兴高采烈地跑过去牵了张强的手，一蹦一跳地跟着他出了家门。到教室门口，张强把弟弟交给我说：“你先带他进去，我去找老师说。”说着他就向办公室走去。

    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中我把弟弟带进了教室。上课了，我和王麦玲把板凳挨在一起，让弟弟坐在中间，然后忐忑不安地等着老师到来。

    唐新文老师来了，我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脸。他看见弟弟了，可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常上课，我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我感激地回头看了张强一眼，他却若无其事。

    这节课老师教的是“大公鸡喔喔叫”，弟弟很乖地跟着读“大公鸡喔喔叫”，一点也不捣乱。

    下课后，老师从办公室拿来一个板凳，放在我和王麦玲的凳子之间，这就是弟弟的正式位置了。老师用这种方式默许了我一个特权：带着弟弟上学。这该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特权吧。

    王麦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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