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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吧。”我说。

    “那上官记和全体省委常委去长途车站送你，也是赌气？”县长马志问。

    “应该是吧。”

    “那上官记说了什么呢？”

    “上官记说，作为省委派出去的县委记，到一个远离省城的、贫穷落后的、也可以说是百病缠身的县去赴任，要独自一人以这种方式孤孤单单地离开省城，他老觉得过意不去，不放心，不踏实，心里堵得慌。”

    “上官记说，想来想去，他也决定出出‘风头’。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在家的省委常委都为你送行。你知道，省里时常派出干部，但对你这种级别的干部，像这样高规格的送行，恐怕你是第一个，我认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上官记说，年轻人，原谅我，‘风头’不应总是由年轻人来出，老人也是可以向年轻人学习，赶赶时髦，出出‘风头’的。”

    “上官记言辞恳切，很感人啊。”马县长说。

    我说：“可能你体会不到，这种送行，给我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无法选择，没有退路，只能负重前行。”

    “说的也是啊。”马县长说。

    我说：“我跟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索性跟你多说几句吧。你知道吗？在环保局关停一号矿场的时候，矿场老板焦作斌来找过我。”

    “我听说了，他来找你，是不是请你放行，让矿场开工啊？”马县长问。

    “是啊。”

    “你是怎么答复的呢？”马县长问。

    “焦作斌问我知不知道，矿场停工一天损失多少钱？”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冷冷地对焦作斌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那你就走吧，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没时间听你的损失情况，也不想听你的损失情况，你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

    我说：“见我这个态度，焦老板似乎软了下来，向我求饶，让我同意矿场重新开工。”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马县长问。

    我说：“为什么啊？国家法律是儿戏啊，你说开工就开工啊？”

    我说：“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焦作斌就找了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唉，这个焦作斌啊。”马县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吗？打电话了吗？”马县长问。

    我说：“没有，焦作斌跟我七谈八谈，就谈到了共产党。我问焦作斌，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执政党？”

    “焦作斌怎么回答啊？”

    “焦作斌说，靠枪杆子啊，毛主席也说了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你赞成焦作斌说的话吗？”马县长问。

    “我怎么会赞成他的话呢？我对焦作斌说，你还没说到点子上，照我看来，共产党是靠替穷人说话，替穷人撑腰，替老百姓打天下，替老百姓守天下，才成为执政党的。”

    “那焦作斌是什么反应呢？”

    “焦作斌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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