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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我初步的设想是，从值班干警开始，到值班所长，到所长、教导员，再到分管的局长，都要处理。这次处理，可能要比上次城关镇派出所的处理要重一些。”我说。

    “就是要重处理，严处理，让公安局的全体成员和全县干部职工多长一点记性，多吸收一点教训，以绝后患。”我说。

    “我赞成记的想法，就是要严处理，重处理。”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边西林说。

    “就聊到这里吧，我还要等着初步的调查结论呢。”我说。

    我让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打电话问一下刘记，县纪委和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得怎么样了，王主任打完电话后说，调查得差不多了，他们马上过来。

    刚看了几份材料，王主任就陪着县纪委记刘勇刚和公安局局长文胜天进来了。

    王主任正要离开，我说：“别走了，留下来一起听听，一起出出主意吧。”

    我说：“刘记，文局长，你们辛苦了，说说初步的调查情况吧。”

    文局长说：“直接责任人有五个，四个值班干警和一个当班的副所长。”

    “说详细一点。”我说。

    文局长说：“关押矿老板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矿老板的房间铁门没锁。我们问了两个值班的干警，为什么不锁门？两个值班的干警说，忘记了。”

    “文局长，你相信这个理由吗？”我问。

    “当然不相信。”文局长说。

    “刘记，你相信吗？”我问。

    “哄鬼鬼都不信。”刘记说。

    “王主任呢？”

    “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有意为之啊？”王主任说。

    “那第二道关卡呢？”我问。

    “第二道关卡，就是那栋楼的铁门也没锁。”文局长说。

    “还是这两个值班干警干的吗？他们是不是也说忘记了？”我问。

    “是啊。”文局长说。

    “你们问过有没有人指使他们，是不是故意不锁门的啊？”我问。

    “问了，他们不说。就一口咬定说，工作有些粗心，忘记锁门了。”文局长说。

    “他们还说，平时也有忘记锁门的时候，都没有出事，偏偏这次出事了，点子低，火气差。”文局长说。

    “让他们狡辩去吧，那第三道关卡呢？”我问。

    “第三道关卡，就是那一片区域的关卡，属于另外两个值班干警负责。他们说，正要锁门的时候，电话来了，就只顾着接手机，接完手机后，忘记了锁门。”文局长说。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职责吗？这样的原因也敢扯啊？”我说。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文局长说。

    “那第四道关卡呢？”我问。

    “第四道关卡是最后一道关卡，两个矿老板在当时值班的副所长那里换了衣服。出第四道关卡时，值班干警坚决不开门，是值班副所长说是他的朋友，要值班干警开门，值班干警才开门的。”文局长说。

    “这么说，值班副所长的责任最大，是典型的监守自盗，明知故犯，知法犯法？”

    “是。”文局长说。

    “问了值班副所长吗？一个副所长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呢？是谁让他这么干的？”

    “问了，值班副所长说，他跟两个矿老板平时交情不错，矿老板为人仗义，平时很关照他，他拉不下情面，不得不放他们走。”

    “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难道矿老板有先见之明，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进看守所，先打个埋伏？培养一个‘卧底’？”

    “那倒未必，我问过看守所的正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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