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无事，看到淮军树字营精锐的样子，几百人个个如狼似虎，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什么心思。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一日，张树珊率领树字营士兵，压着大批的缴获物资，得意洋洋地回到驻地徐州。

    要说这个时代，一次战役歼灭一千多人，也并不是什么大功劳，而且并没有歼灭捻匪的重要头目，因此朝廷只是下旨鼓励，并没有其他的奖励，不过好在此次缴获不错，也算有些交代。

    从今年二月开始，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到三月份“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发生更大饥荒，当时饥民无粮，只有食用树皮，草根，更多有吞食观音土者，以致肚胀而亡。

    饥民为求活命，开始离乡乞讨，一时之间，各省都出现大量饥民，各地官府因为连年战乱，物资匮乏，救助不善，导致饥民饿死路边，无人埋葬，从而引发瘟疫，一些重灾区已经十室九空，更有为求活命转而投贼者，不计其数。

    咸丰下旨各地救灾，并拨上海厘金，三十万两用以救灾，并免除受灾严重的黄淮地区以及河北等地当年钱粮。

    不过杯水车薪，而且受灾地区多为曾经的匪患严重地区，更给救灾增加难度。一时之间使得饥民四散而逃。

    此时两江总督曾国藩c陕甘总督李鸿章两个书信频繁，一方面是商议如何来剿匪，另一方面是怎么处置灾民，若是不能尽快救灾，那这些灾民就十分有可能成为捻匪的助力，到时候怕是更加难以清剿。因此剿匪第一重任在于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地方上要“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以清根本”。

    因此曾国藩在联合安徽巡抚多隆阿在安徽临淮，江苏徐州设置粥场，赈济灾民，是立即解决不能举炊人家的活命问题。极贫人家要钱无钱，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贷粮对他们无用，散米也难於济事，施粥可以立即进餐。并要求当地驻军，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捻军混入其中，趁机发难。

    同时掩埋路边尸首，防止疫病传染。为了应对饥民越来越多，饥民聚集于粥厂，容易生事，而且妇女抛头露面，有碍社会风化。聚合多人，会造成瘟疫的流行。因此曾国藩要求各地务令县各为赈，而不可聚之於一郡；乡各为赈，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为赈，而不可委之於吏。之所以不适用官吏，是因为官吏态度傲慢，贪得无厌，而且各地粥厂基本都为当地士绅捐赠，因此任用士绅反而更好。

    更有早有阮元《行赈湖州示官士》天下有好官，绝无好胥吏。

    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

    士与民同心，多有爱民意。

    分以赈民事，庶不谋其利。

    吴兴水灾後，粥良不易得。

    日聚数万人，煮糜以为食。

    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

    与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赐。

    分散设厂，是为了饥民能够就近领粥，避免奔波，死於沟壑。并且粥厂分男女为两处，老弱病残另设一处，每处都用木栅围起来。每到打粥时，敲梆子或放炮为信号，使依秩序进行，不令拥挤。还在寺内搭盖大芦篷，以防雨淋日晒，并为妇女建立厕棚，对有病的人给予药物。

    各地粥厂陆续设立，但是以当初设置两地饥民最多，一是安徽临淮，一是江苏徐州，这两地都是大城，士绅富户较多，因此捐赠粮米较多，更有不少药商c郎中捐赠药物，并为饥民义诊，最重要这两地都驻有朝廷的精兵，安全有保障，不会受到捻匪的袭击，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能活下去，是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的。大多数人都还是善良的。

    两地共设置粥厂设立十个粥厂，每二十里间就有一个。每个厂聘请诚实绅士管理钱谷和煮赈事务，不许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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