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全国讨汪运动进入到了高潮。
    汪精卫万夫所指！
    但很显然，他并不准备在这条路上回头了。
    伪政府的正式成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各个部门的名单都已确定。
    这其中，由孟柏峰出任汪伪政权司法部部长。
    社会各界强烈喷击，群情汹涌。
    国、工两党再度联手，对伪政权的本质进行了揭露。
    汪精卫不为所动。
    在叛国的道路上，他已越行越远。
    而在这一年，上海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39年12月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道格拉斯任期已满，卸任回国。
    英国人克拉斯爵士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总董。
    而这位克拉斯爵士，是一个出名的妥协派。
    他畏惧日本人，最担心的就是日军进入公共租界。
    因此在前任的基础上，他一再的向日方做出让步。
    1940年1月2日，在他上任仅仅几天之后，就与日方签订了“租界十六条”。
    这十六条规定了公共租界确保中立，保证日人在租界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租界内的重大人事变动等等应提前支会日方云云。
    即便在工部局董事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认为克拉斯爵士严重出卖了公共租界的利益。
    但克拉斯不为所动。
    他著名的言论就是“只要能够确保租界的安全和独立性，我个人名誉上的损失，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克拉斯和“十六条”的出现，让军统局上海区的局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
    众所周知的是，上海区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租界如鱼得水，依靠的就是和工部局良好的关系。
    从工部局董事会的各个董事，到总裁，到警务处长，上海区始终和他们保持着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友谊”。
    而现在，这种友谊却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1月8日，在克拉斯的亲自监督下，巡捕房突袭了位于静安寺的一个军统联络点，逮捕了四名情报员。
    1月9日，丁默邨、李士群到访工部局，受到了克拉斯的亲自接见。
    1月18日，最严峻的一幕发生：
    军统局上海区情报二大队大队长宋登，遭到巡捕房方面的逮捕。
    当时，他的手下准备反抗，但被宋登阻止，甘愿上了警车。
    宋登的决定非常理智。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宜和工部局方面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
    上峰会拿出办法来的。
    而在他决定束手就擒前，他告诉前来逮捕自己的探长：
    “我可以和你们走，但你们不能进入我的办公室，否则会发生什么，我不能保证。”
    从探长到巡捕们，都拿过军统的好处，而且也知道这些特工都是一群亡命之徒，逼急了会发生很可怕的事。
    况且他们这次的任务只是来抓捕宋登而已，因此答应了他的要求。
    宋登的部下及时销毁了全部文件，并第一时间通报了总部。
    军统局上海区书记吴静怡，立刻下令各部进入紧急作战状态，所以联络点保持静默，非特殊事件，不得发生联系。
    1月20日，76号特务在企图抓捕军统特工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
    巡捕房赶到，立刻逮捕了两名军统特工，却放走了所有的76号特工。
    公共租界优劣之势逆转。
    越来越多的76号、情报总部特工公然出现了在公共租界，大摇大摆的在大白天，闹市区跟踪、绑架、暗杀军统特工。
    而这一行径得到了工部局方面的默认。
    形势，骤然间变得对军统方便严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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