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政权能否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这个问题，且都将之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一点，李潼倒也并不感觉意外。

    这两位俱都是开元前期的名相，给开天盛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来大唐之所以能够在接连经历武周与中宗朝的动荡后快速回复国力，重新冲出疆土缔造一个浩大声势，这两位可谓是功不可没。

    他们除了营造开元初期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也不能说是解决，因为这个矛盾是农耕政权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奠定了一个国力复兴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接连罢相后，大唐的政局中虽然仍然不乏名相，但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力度远不如这两人大，甚至宋璟之所以被罢相，也在于对权贵阶级的利益触犯激发了众怒。

    后继的宰相们，虽然也都不乏亮眼表现，但都没有超越姚、宋两人的社稷大计。

    宇文融、裴耀卿等搂钱小能手一个个上台，甚至就连奸相李林甫都创设了长行旨这种节约行政开支、且多为后世效法的良策，但对国力的提升已经远远比不上姚宋二人。

    而在安史之乱后，一代能臣刘晏的财政改革虽然卓有成效，但其重点在于区域资源的整合与调度，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唐德宗年间所推行的两税法，虽然是税法改革的里程碑式进步，但也意味着原本的统治技术已经不足维持，朝廷不得不在承认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前提下开拓财源，而且已经丧失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能力。

    土、客矛盾，有一个核心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大法，不可轻用，因为关键一点在于，你的屁股坐在哪里。

    李潼内心里，当然是愿意跟人民群众们站在一起，否则他对长安城中这些权贵们便不会是如此凶恶态度。可问题是，人民群众未必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或者说眼下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迎接这一变故。

    最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中闹乱月余，这些乱民们甚至连权贵聚居的朱雀大街东部坊区都攻不下来，唯一攻破的一次还是长安城那十几家勋贵开门揖盗、准备祸水西引。

    思想和组织建设都搞不上来，李潼也很无奈啊。

    他现在还没达到举世无敌的高度，同样也需要继续吸纳与积攒力量，否则单凭他一个人想要进行这种程度的社会改革，绝对会被反击力冲的渣都不剩，那些民众们眼下还不具备保护和支持他的力量。

    所以当宋璟提出要在乱民中招募一部分才力，李潼尽管觉得有些不妥，但还是点头同意了。想要让人民们获得支持和保护他的力量，前期的扶植和投入少不了。万事开头难，总要走出第一步。

    宋璟与姚元崇分别进言，所论述都是一个问题，但态度却有些针锋相对。倒也谈不上完全相左，只不过宋璟相对要更加激进一些，他是站在客民一方考虑问题。

    至于姚元崇，则就相对考虑土民更多，略显保守，希望能够在维持旧有秩序的情况下，对土民稍作倾斜，而对客民稍作打压。

    这两种态度，谈不上谁优谁劣，也不是路线之争，无非轻重有别。但是讲到更合时宜，无疑是姚元崇。毕竟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成熟度，包括在阵营中的成长度，姚元崇都要高于宋璟。

    宋璟眼下所考虑的还仅仅只是解决土客问题，但是姚元崇所考虑的范围要更广，要让长安尽快恢复秩序、重新激发活力，要保证雍王殿下能够更进一步的影响和控制边疆的武力团体，乃至于未来回归神都，这都需要保证关中长期稳定拥有造血能力。

    想要让关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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