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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