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川坐着吉普车，再次进入了那片红墙绿瓦的园林，见到了笑吟吟的朱老板。

    寒暄落座，朱老板先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夏川，如果你当大老板，发现有一半是贪|官该死的，你杀是不杀？”

    夏川一脸汗颜道：“朱伯伯，你不是给我下套，我可没那野心啊。”

    哈哈哈，朱老板大笑：“我套你干什么，别人怀疑你，但我知道你志不在此，甚至以后也不会。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没有成长的过程，天生就拥有成熟完整稳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这个果家的最大毛病，就是斗争弦绷的太紧，该说的话不能说，该做的事顾虑重重，结果创造力释放不出来。你上次说的对，言者无罪，这是最起码的，说。”

    夏川已经确定无疑，朱老板是试探他杀冯文斩的真正动机，他若无其事地道：

    “我的看法是不能都杀，都杀了不就塌了吗。但也不能一个不杀，就像一片违章建筑，都拆了阻力很大，但我就拆一个支撑柱，阻力很小，看起来影响不大，但这违章建筑会在风雨中坍塌。

    最关键的是，杀不能解决问题。

    发达国家就没有贪污腐败吗？掩饰的好而已。人家发展了多少年，我们才发展几年，没有经验，弄的人人都能看出来。

    如果一半是该死的，那就是制度没跟上。

    制度建设不可能走在变革前面，特殊时期的有限度混乱是可以接受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感觉不到生存的威胁，钱也就不是那么重要，再加上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必定让一切都进入可控范围内。”

    朱老板目露欣慰，夏川的大局观确保他永远不会犯大错误，这就够了。

    他开始切入正题：

    “在南巡之后，经济再度进入到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土遮天，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啊。喜的地方是，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

    忧的是，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通货膨胀。

    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在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华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几乎着了火。’

    对他的预言，你怎么看？”

    夏川有些失笑：“朱伯伯，你不会真在意这些人的看法？”

    “啊？”朱老板莫名其妙地问：“我在你眼里，就是独断专行的人吗？”随即做了一个含义不明的手势：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怎么做是我的事，但我从来都是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比如这个鹰国人的看法，我就很想弄明白他的逻辑内核是什么。”

    夏川哈哈大笑：“朱伯伯，不是你没明白，是他没明白我们的国情。纸上谈兵，不值一哂。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调控我们的经济，那什么都不用干了，现在就得踩刹车。

    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开端。因为极端的社会形态都将被淘汰，苏×已经亡了，资本主义社会也最多三十年，就开始崩溃……”

    朱老板蓦然瞪大了眼睛：“等等，资本主义三十年崩溃，你是认真的？”

    “当然。三十年，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弊端就变成了致命的。比如米国，”夏川不经意的左右一扫，低声道：“他自己会亡的。”

    朱老板震惊不已：“致命弊端是什么？”

    “就是民煮和自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假设现在，我们一个大城市爆发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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