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就在新科进士举行“同年”大会这天，城里权贵家的待嫁美女便倾城出动，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如果相中了，就告诉有权有钱的父母安排去提亲，而且大多是当即举行婚礼。

    提起古代婚姻，不少人认为，那时男女没自主权，一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此种认识，尽管不能说是错误，但至少是“以偏概全”。

    的确，唐宋以前，婚姻嫁娶一般要经过纳采(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姓名、生辰)、纳吉(到女方家送礼、订婚)、纳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定婚期)、亲迎(成婚)等环节，古称六礼。到了唐宋以后，六礼已减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但无论怎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不能见面”等规定，都是政府倡导的;但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甚至出现了“非诚勿扰”(电视里常见的抛绣球选女婿)以及“万人相亲会”那样的相亲节。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意思是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在园圃里，或在湖上，双方见面。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背景下，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

    如果说上面的做法打破了“婚前不见面”，那么，下面要说的“相亲会”，则是对流行几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

    古代“情人节”一般有三个：元宵、上巳、七夕。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这一天，藏在深闺的女子和青年小伙子都纷纷外出踏青，她们在河畔嬉戏、插柳赏花，如杜甫所说“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折柳相赠，啸声不断。

    如果说农历“三月三”是古代白天的相亲节，那么“元宵节”则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

    元宵节晚上，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借赏灯、逛花市的名义，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男女彼此也心照不宣，会用眼角余光偷看异性，心里七上八下，但又憧憬着那份“灯下邂逅”的心动缘分，自有一番“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单身男女一旦看上心仪的人，便会请朋友上前自报家门，如对方也有“眼缘”，那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然后彼此留下姓名、地址———尽管当时没有手机。双方回家后各自禀告自己的父母，于是父母大人便可按照“明媒正娶”的程序，“热热闹闹”而且“严肃认真”地走一下过场，直到把这个“灯下缘分”送到婚姻洞房。

    唐朝时，就在新科进士举行“同年”大会这天，城里权贵家的待嫁美女便倾城出动，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如果相中了，就告诉有权有钱的父母安排去提亲，而且大多是当即举行婚礼。

    古代还有一个“七夕节”，很多人认为这个也是古代的相亲节，其实，这个节在古代是夫妻节，不过被当下人当成“情人节”来过，实在是谬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情人与夫妻泾渭分明，牛郎织女更像是分居两地的夫妻。

    在古代，除了“三月三”、元宵节这样属于普通老百姓的相亲节外，还有一个十分高端的相亲节，那就是“同年大会”，即“新科状元”相亲节，不过这个所谓的高端“相亲节”，是专门为古代权贵们挑选女婿而设立的，尽管如此，这个“高端相亲节”却没有古代老百姓相亲节那样温情脉脉，文明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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