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向世界维和任务区派遣维和警队，一直保持着“三无”记录，即无伤亡（因战斗或非正常伤亡）、无违纪、无遣返（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以前派出利比里亚的三支维和警队，都驻扎在格林维尔营区，周边多是丛林，人迹稀少。但纵是如此，当埃博拉病毒侵袭的时候，队员们还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所幸中国防暴队防范严密，埃博拉病毒并没有可乘之机。但是现在徐晓伟带领的这支防暴队却换防到蒙罗维亚来了，在这个人口将近 200 万的大城市里，防范疫情的压力更大。

    徐晓伟清楚地记得，刚进驻蒙罗维亚不久，联利团就发来通报，截至2016 年 3 月 30 日，几内亚因埃博拉疫情已有 9 名人员死亡；3 月 31 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发现3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并死亡，要求联合国人员保持高度警惕，采取预防措施，提升防疫能力。而当时防暴队的处境可谓是危险万分：队伍分驻在格林维尔、解放军维和部队运输连和新营地三个地方，格林维尔和解放军维和部队运输连情况较好，毕竟有过预防埃博拉病毒的经验，新营地就不一样了。当时为了把尼泊尔防暴队的营区扩建为新营地，派出了一支分队进驻进行建设。尼泊尔防暴队任务期还没有结束，120 人留在营区里，中国防暴队一个分队 30 个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更加要命的是，还有几十名参与建设营区的当地黑人也混住在一起，加上尼泊尔防暴队要撤离，每天过来送行的人比较多，人员进进出出的，疾病传染的途径非常广泛。所以，那段时间整个防暴队的压力非常大。国内对此也很担心，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的陈定武局长、牟玉昌政委，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的蒋建卫总队长、贺长江政委每天都要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对于这样一支孤悬海外、孤军奋战的队伍，就像远离父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

    为了做好预防工作，从进驻的第一天起，徐晓伟就把防疫疾病作为重要工作反复研究。对于医疗专业领域，徐晓伟并不熟悉，所以他只是作了一个宏观上的指导，从防暴队临时党总支的角度出发，给予一级医院最大的支持，把具体工作的重担交到了朱均、毛君来、熊继红、柳佳等医务人员身上。

    作为专业出身的朱均和毛君来，是一级医院的主治医生，在总队医院工作期间，也是响当当的名医。接到徐晓伟交付的任务后，两人来不及倒时差，马上就投入研究预防疫情的工作中。

    由于当时国内的海运物资还没有到达蒙罗维亚，两人手头上只有第三支防暴队交接过来的部分医疗物资，这些医疗物资种类少、数量少，所以这给两人出了很大的难题。

    “怎么办？朱哥。”毛君来一边清点着物资，一边担忧地询问朱均。

    “还能怎么办，有多少用多少呗，难道我还能变出来不成？”朱均回应道。

    尽管手里的医疗物资不多，但也要把防疫措施扎实地做起来。两人一合计，决定在分驻的三地都实行每日“一次测量体温、两次巡检、三次全营区消毒”的措施。测量体温和巡检还好，就是这个全营区三次消毒让另外两名女队员吃尽了苦头。第三支防暴队留下来两台喷壶和发烟枪，每个都重达数十斤，朱均和毛君来是身强力壮的男队员，背起来都会感到全身负重不堪，更别说身材娇小的女队员熊继红和柳佳了。由于朱均和毛君来是主治医生，在前期队伍进驻营建的日子里，不少队员身体出现了各种病痛，所以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治疗当中。熊继红和柳佳就主动担负起消杀的任务。

    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营区很大，每次从开始到结束，至少要半小时以上。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都能经常看到个子小小的熊继红和柳佳，背着一个大大的发烟枪和喷壶在营区里来回走动。一次消杀下来，皮肤晒得通红，防护服里就像蒸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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