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后证明此官员的确是清白的，皇帝就下旨慰留。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言官是不受任何处罚的。

    所以，言官风闻奏事，杀伤力很大，要是存心整你，就算到时候要不了你的命，也能让你体面、尊严、意气、朋友、亲人尽失，不死也得脱层皮。

    奏折一上，皇帝不留中的话，就得上疏自辩，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死也得脱层皮。

    即便魏忠贤此时已经权倾天下，一言九鼎，面对一帮言官集体发难，依然很麻烦。

    李鸿章对这些有个很准确的见解，他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后世的民间历史讨论中，有一个广泛的误解就是言官代表正面的、清廉的进步力量，皇权代表**封建专制势力，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民主与独裁的关系。

    这是长期受话本杂剧熏陶出来的好人坏人二元史观，非常片面。

    事实上御史、言官这种岗位，其设置初衷就是“监察百僚”，是皇权用来制衡文官集团的产物。

    历代的谏议大夫、御史中丞、都察院都御史等职位在组织关系上都是和宰相、中、内阁平行，而直接对皇权负责的。

    所谓风闻奏事、弹劾官员就是行使这种权力的手段。

    被弹劾的官员无论官位高低，若无来自皇帝或者同党的回护，很有可能面临政治声望甚至权力受损的结果，因为背负弹章而离开朝堂职位的大臣，历代皆有。

    君主专制程度高，意思是集权程度加强，也就是说决策权更加收拢，然而囿于古代的技术手段落后，主要是信息传递手段落后，绝大部分君主都无力把所有事务亲力亲为，甚至连直接对执行者下指令都做不到。

    因此君权还是要依赖于文官集团去执行自己的决策。

    所以明清专制加强，只是说在决策环节本身，从程序上讲，文官集团的发言权重较之宋代有了明显下降，但实际上在执行层面，集权的效率是有顶点的，是会衰退的。

    明末清末都出现了文官清流把持决策的情况。

    言官的活跃程度和君主集权程度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因为所谓的御史弹劾本质上是个斗争手段，君权与文官斗争，会要用到它，文官集团内部的****，更会用到它。

    言官的活跃程度只和斗争烈度有关，和谁把控斗争方向，完全无关。

    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大意是高皇帝下令，宦官不能干涉朝政，只能打扫掖庭，违反的人不容赦免。

    皇命在上，还有人肆无忌惮，干涉朝政，像东厂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擅自责批大臣，坏了祖制。

    魏忠贤剪除异己，亲近乱贼而仇视忠义。

    伤害宫中妃嫔。

    伤害龙嗣。

    搜刮民财，贪图享受。

    饲养家军。

    东林党众臣在殿外闹的翻天覆地，魏忠贤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皇帝寝宫外来回走动。

    “瞒是瞒不住的，赶紧去求陛下，就说东林大臣联合起来要将你置于死地，只要陛下肯相信你，再多人告你也不怕，还有我从旁给你敲边鼓。”客巴巴如是对魏忠贤道。

    魏忠贤想了想，觉得是这么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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