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平攘录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这些就在不久之前，还在平倭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却被集体屠杀。

    被杀的南军人数，各类记载中人数不一，从数百人到三千三百多人不等，不过从蓟镇兵员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可以推断出蛛丝马迹。

    在前后两次出征半岛时，南兵都是给半岛军民最好印象的明朝军队，除了作战勇敢，还不扰民，军纪极佳；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在入朝明军中口碑最佳，战功卓著，这是一支功勋部队，统兵的将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称为“南兵三营将”。

    蓟镇南兵即是吴惟忠部所统的征倭浙兵，出征后有所损失，仍然补满兵员，共计三千七百多人。

    到了兵变发生过后的两年，第二次抗倭援朝开始，兵部仍然调派吴惟忠统领南兵入朝抗战，但这时南兵的数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两千名，减员将近一半，需要再招募一千八百人凑足人数；如果对照这个数字来推算，在兵变中被杀的南军人数应当在这个数字左右。

    这场兵变表面上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这个时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但是东征平倭是远途作战，有所不同。

    当时经略军务的宋应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四十多两左右，宋应昌在职的时候，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前被解职，截止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这成为了绝大的隐患。

    南兵闹事的原因，也并非全是军饷拖欠的原因，还有第一次平倭作战时该得的赏金，毕竟都是提着脑袋拼命去的，仗打赢了，事先答应的赏金却迟迟没有，这当然让人寒心。

    宋英昌优待平倭士兵，这是好的，能提高士气，激发战斗力，但他离职时没有做好善后，宋英昌自己也在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这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为何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会被屠戮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明军中的南北之争。

    蓟镇的南兵其实大多都是戚继光从江南一代招募的子弟兵，前后共有二万余人。

    在第一次平倭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三千七百多名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

    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

    “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但是，统帅李如松，却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

    不得不说，李如松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领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南兵的愤怒。

    南兵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事先许诺的奖赏也不到位，明军内部北兵与南兵之争愈演愈烈，碧蹄馆之战后，因此李如松战意消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戚继光为何特意要将南兵调到蓟镇，就是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后出国的远征中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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