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虽然在心中不断的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气恼，意欲为皇后开脱，但他也知道罢黜皇后的成本太高。这不仅仅是因为重新立后需要消耗巨额的金钱，当然实际上以当前的财政状况他也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再重来一次；另外政治成本也不小，这将有损自己的声望不说，且会让力主立吴曦为后的臣僚们惶恐不安，他们一定会极力阻止，从而引发新的危机。因为在士大夫阶层看来，这件事不仅仅是废后那么简单，而是要打破他们为皇帝设立的栅篱。

    虽然对于儒家的理论赵昺多有反感，也不喜其中的条条框框，但是十年来师傅们的耳提面命，以及每年数个月的经筵灌输，即使他本能的抵触，洗脑似的教育也让他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可他终归不是那个真正的赵昺，却是有着现代思想和成人思维的‘新人’，可以独立的思考，以自己的思想来分析和判断优劣，且加以利用。

    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不过这项制度对于赵昺当下来说，起居注制度影响并不很大，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只要对历史声名全然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自己没一点儿办法的，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

    因此如果君主若是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亦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且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

    如果说这些条条框框是士大夫集团借以挟制皇帝，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们实现共治。那么还有一手就是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此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你想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但赵昺亦早已发现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由此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还有道理，皇权受到了种种约束，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如果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更为严重的是，赵昺发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在实际实施中，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别说磨破嘴皮，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

    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君主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就是君主独裁。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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