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无法确定。

    但无论如何，朱震去相并非构陷入罪，确实是御下不严，确实是失察——工部那么大一个坑，朱震身为长官竟被下属蒙蔽至此，不能不说在察人明事上少了才具。

    当初朱震因名望而居相位，但没有相匹配的才能，这相位岂能做得长久？贬相到了地方，或许还更适合。

    谯定和朱震相比，无论识见还是才能都高出好几节。胡安国是真心期望谯定能入堂参政——政事堂的格局便不是倒向丁c叶两派。虽然最终谯定是入主门下前省，但比起学士院的谘政议政之职，门下都给事中的权力显然要大得多。

    胡安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范冲和谯定之间产生隔阂，如今程系学派的实力已在朝中削弱，他不希望在己方再发生矛盾，便屡次劝解范冲，奈何范冲又犯了倔脾气，每次见了谯定都没有好声气，差点没说他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c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是以，当荆湖南路的武安军平定邵州峒乱后，朝廷便以李椿年为守臣，一是整饬溪峒，重定溪峒羁縻界；二是恢复峒丁旧制，招收未附叛乱的溪峒猺人为峒丁，归入武安军，驻守护卫界境；三是重新堪分田地，查出被世家大族买去的峒丁田地，因违法买卖一律充公，并按户分给峒丁耕种，重立户册。

    及至峒丁的田地重新堪分到户后，李椿年便在整个邵州渐进推行他的经界田亩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土地的数量c肥瘠确定税额，多地多产者则多纳税，少地少产者则少纳税。

    李椿年先令官户c民户各依书式填报户主姓名c田地面积c四至c土色c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地段图。

    然后，官府派出衙差丈量土地，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丈量，计算亩步大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丈量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

    再辨别土色高低，确定肥瘠等级，均定苗税。

    最后，每户置簿，登记田主姓名c人口，田数量c肥瘠等级c税额等，建立起合户籍c地籍c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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