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开学以后，班里许多同学都有了考研意图，因为冷门专业就业形势不妙。 考研英语是一关，因此大家都未放弃学习外语，唯有班长李宇琨还需要为过四级而努力。

    古灵也想着要考研，他得先琢磨着把专业定下来，是考宗教学还是美学？古灵犯困了几天，不过当他听了两节中国哲学史以后，他认识到还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最适合自己。

    讲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姓黄，长着一张标准的书生相，讲话的声音很柔和，若是对其讲的内容不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起到催眠的效果，而且黄老师上课也确实很少有人能保持不打瞌睡。古灵绝对是个例外，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黄老师的第一课。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有一本书迅速流布并俘获了当时大多数年轻人的心，那本书叫《河殇》。”

    “和尚？”古灵打岔道，班里顿时笑作一团。

    “哦，对不起，我来自南方，普通话可能不够标准，黄河的黄，不，是黄河的河，殇子的殇。”黄老师把“河殇”二字写在黑板上。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讲述愚昧落后的黄土文明已彻底丧失生命力，世界要步入蓝色海洋文明时代，开拓与征服才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活力。我们那一代的许多青年都曾对此深信不疑，立刻成为崇洋媚外者，虽然他们不知东西方文明的实质核心是什么。然而在西方，却有许多尖端人才对东方的文明推崇不已。在1988年的巴黎，七十多位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共同宣言：21世纪的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要向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在困惑中，我还是随波逐流了，埋头苦学西方文化哲学，并像其他人一样以为是母亲真的老了，匈牙利诗人说：得了梅毒，也是我的母亲。但母亲一旦老去，就必然要面对朽灭，这是自然界的逻辑，我当时很绝望，拼命想着让母亲重返青春却无力扭转，只好在内心安慰着自己，母亲至少年轻过，美丽过，这就够了。后来，在西方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我一度叛逆了，认为母亲生来就很丑陋，我要努力摆脱这种卑劣的基因。大三那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同学们也大概还有些记忆吧，我们那个时候热血沸腾地举着条幅在广场上呐喊，向行人宣扬介绍民主与自由，还跟警察投石头，我甚至还在校园里放了一把火，当时的心认为，年轻人是最无私的，一个人在青年时代能够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抗争一回是一种荣幸。后来那场风波很快过去了，我的朋友们有的跑到了国外，有的退了学。事后，我开始去站在生命的角度上来反思所谓的学生运动，我忽然发现，这样做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长久的幸福不是建立在一时的亢奋之上，如何来实现对自身灵魂的拯救是我必须要解决的事情，否则我就有可能像海子c戈麦c顾城他们一样去自杀了，因为我找不到前方的路。蓦然回首，我又望见了母亲的远影，我略带有些自责的走近她，这才清晰的发现，母亲依然美丽，只是我这个曾经的逆子，已经忘却了她怀抱中残留的温暖。”

    古灵在课间问黄老师：“我发现圣贤们的思想有根本冲突的地方，儒家与道家到底谁更正确可取？”

    黄老师架了架眼镜，“圣人们的思想怎会有冲突，若与圣人的精神与教旨相冲突则为异端学说，南怀瑾将儒家比喻为家常饭，道家为药铺。”

    “那老子的三宝有‘不敢为天下先’，孟子曰‘要敢为天下先’，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孟子称‘舍我其谁’，孔子好学求益，庄子在《养生主》中称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识，肯定要失败。到底是谁是谁非呢？”

    黄老师笑了，“若只从字面上理解，道理确实相矛盾，不过圣人们都是因材施教的，好比佛陀对厌世者说小乘解脱道，而对救世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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