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走到了这里，抄作业已经没法抄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找出一条属于大顺自己的路。    康不怠的想法是好的，走到这一步，既然已经没法以史为鉴了，那就他山之石以攻玉。    但第一步就没法“攻”。    整件事的难点，在于事发之前的启蒙，而不在于事发之后的制度。    换言之，欧洲现在需要的是描绘一个理想国；而大顺这边则是怎么走到“三代之治”。    一直以来，大顺这边有“西学东渐”，欧洲那边其实也有“东学西渐”。    法国那边能搞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某种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得感谢大顺大明、感谢中国。    可大顺这边不行，没办法学那些启蒙学者，搞出一个“中国这样的理想国”的工具人，只能往“三代之治”的方向挖。    难点就在于怎么挖？怎么破题？    正如康不怠所说，天朝数千年的骄傲，心态上不允许世界上有比天朝更完美的国家，除非烂到真的谁也比不过了。    可以有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只能从历史里挖三代之治。    反观欧洲，则可以用天朝做一个完美的、启蒙用的工具人。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人眼中，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形象。    而这两种形象，随时可以根据需求无缝切换——有点像是后世美国需要国会批钱的时候，就高呼威胁论；不要钱的时候，就高呼不堪一击崩溃指日可待。    此时也完全一样，既可以是“静止的历史”、“文字是神灵时代的野蛮遗留”、“儿童一般的理解能力”、“傲慢地故步自封”。    也可以变成“一心追求先进的科技”、“最完善的法律”、“最开放的心态”、“最谦卑的道德”、“最自由的宗教”。    至于真相，没人在乎，中国只是一个“工具人”，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变身。    哪怕是此时百夫长号战舰上认为是“野蛮的愚昧、人类孩童时代”的瓦尔特，影响他如此思考的维柯的本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在意中国，目的还是本国的启蒙，描述的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工具。    逻辑也很简单。    时代要变化，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要启蒙人们推翻旧时代的一切。    所以，静止的历史不好、滚滚向前才是好。    要和旧时代的一切进行割裂，不能因为“传统”就裹足不前。    否则就是“都有一个同样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的野蛮人。    不想逗留在“野蛮的神灵时代、延续人类的童年期”，那就向前走，不要认为已经创造出了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物，要勇于尝试新事物。    这还算是有点逻辑，说得通。    而到了伏尔泰这边，更是连逻辑都不需要。    甚至很多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的对中国的描绘。    只要达成目的，描述的是否是真相，并不重要。    伏尔泰去过英国，当然见识到了英国那边的情况，深知“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    但是，不重要。    大部分法国人没去过英国，只是知道法国是绝对君主制，而英国是立宪君主制。    所以，“地上完全没有自由，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的英国，在书中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    只要立了宪了，一切就都好了。    放在对中国的介绍上，也是一样。    历史上，法国巴黎流行占星术，封建迷信大行其道。    伏尔泰为了扫荡街头的占星术士，把“科技决定论”的大旗立起来，是这样介绍中国的：    中国两次被蛮族征服，是因为没有大炮。不注重科技。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却根本不会使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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